我在美国重刑监狱教汉语 (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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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2012年底开始,我为他们争取到美国《侨报》订阅,每周两次,中文报纸被定期送入;我坚持他们一定要有听力训练的材料和设备,也于13年春到位了;随后,我联系一些出版社,为他们捐赠的中国历史、文化、文学读本陆续被送入教学区小小的图书馆。接下来的14年整个学年里,我抽空看了大量的国产电影,想要为他们找到几部合适的影片,因为我计划在“高级中文”之后,开设“电影看现当代中国”。

  我的理由很简单,语言文化的学习到了一定阶段,光凭书本的文字描述,没有更直观、更形象的渠道提供感性的认识,是不可能深化理性认识的。而且,当时我已经意识到,这些学生们最终的专业选择,更大的可能是将“亚洲研究”的中国方向作为辅修,而非主攻方向。从教学的角度,我要传授给他们的也不仅是一项两项技能,更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看待世界,认识事物的角度。所以,在养成他们的语言基础技能之后,课程需要转移到文化方面的内容,重点在哲学和历史,不在文学。

  我大幅度调整原先Nagel博士设置的总体教学目标和课程框架,首先将高级语言课之后的“中国古典文学,包括《红楼梦》”换成了唐诗。一来因为经过三年六个学期,平均每两周一首的背诵练习,学生们有了感性积累的基础,教学上便于深入;二来只要认真选诗,唐诗中有足够的典故串联中国历史、哲学、文化传统的关键点,可以与他们的另一门必修课“中国文化史”的系统内容相辅助。

  至于想到要开设“电影看现当代中国”,最直接的原因还不仅是想给学生们增强一点儿对中国的直观认识。“亚洲研究”中国方向的教授,除我之外都不是华人,也就是说,他们都是我们概念里的“汉学家”。欧美汉学家群体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共同特点,就是大多偏重传统的,古典的中国。所以我才决定开一门展示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,否则学生们如何能明白书上说的,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,持续若干千年“不间断”的文化?

  我早早动手写报告,将需要的材料提前送审。校方和监狱方不会干涉我如何调整课程框架,却必须审核课程的具体内容。“唐诗里的中国历史与文化”很快通过了,电影却颇艰难,到最后我选出来的18部只能通过7部(被刷下来的包括《红高粱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饮食男女》等等),不过好歹算顺利把课开出来了。

  其实,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务,并不需要费这许多周折。但这些学生太特殊。所谓竞争法则之“公平”,在任何社会里都是相对的。他们将来即便拿到文凭出去了,也必须比普通人强得多,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机会“重新做人”。所以,作为他们的授业之师,我们要承当的责任也比在“外面”面对普通大学生严峻得多。

  14年初,春季学期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早晨,我照常到监狱,一进门就眼睛陡然一亮。安检门的那一头,等着狱警来护卫进教学区的不是三两个教授,还多了十几二十个穿统一制服的年轻小伙子。他们一个个高大挺拔,相貌堂堂,而且气质雄健英武,又彬彬有礼。这是西点军校的辩论队,进来和BPI辩论队切磋的。

  这时候的BPI辩论队才组建没多久,由资深的演讲艺术教授指导。我们这里的学生不能频繁走出去,他就设法将别的高校辩论队请进来,为此耗费不知多少额外的时间和精力。附近的康奈尔、耶鲁、宾州大学等等名校的辩论队,差不多都被他请遍了。

  我的学生中有4个在辩论队里。他们久不久会拿着辩论题目来问我,对于这样的问题“中国人会怎么看”关于教育公平、信息安全、媒体监督等问题。准备一场场辩论赛的过程十分艰辛。他们不能上网,所需要的资料经过层层审核送进来之时,他们已经比对手至少损失了一周的备战时间,唯一的补救方式就是熬夜,只能熬夜。

  某天下了课,我们几个教授照例在教学区走廊尽头的警察办公室门口,等候被护卫出去。我和演讲教授闲聊:“为了准备这一轮比赛,Carol昨天熬了一个通宵。今天在我的课堂上眼睛都快睁不开了,他旁边的同学一直用力捅他。”

  “他是辩论队里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,”演讲教授笑着回答。

  旁边大办公桌后面坐着的警察听了,站起来很严肃地对我说:“教授,您应该给他一个警告。他们不仅不能在课堂上打瞌睡,也不能表现出疲累。”

  我点点头,默然,知道自己一不小心,又说错话了。

  为考试熬通宵,是每个学生的正常行为,又不是去打麻将喝酒整夜不睡觉。熬了一个通宵之后很疲惫,也是每个人正常的生理反应。可这些“正常”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这个极端特殊的角落里是不被“允许”的。

  不可多说一句话,不得多行一步路,真是这里对于所有人的铁律,无论你是不是在押的囚犯。